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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南非使馆举行2023年欢乐春节暨侨界新春招待会******

　　中新网约翰内斯堡1月19日电 　南非当地时间1月18日，在中国农历新年兔年来临之际，中国驻南非大使馆举行“2023年欢乐春节暨侨界新春招待会”。

　　当日，中国驻南非大使陈晓东及夫人张斌，南非前总统莫特兰蒂夫妇，基础教育部长莫采卡夫妇，妇女、青年及残障部长马沙巴内等出席并致辞。此外，在南华侨华人、中资机构人员、孔子学院师生和中国留学生代表，南智库学者、部分驻南使节以及使馆外交官300多人共迎新春。

　　陈晓东首先感谢拉马福萨总统给中国人民及在南华人华侨送上新春祝福，表示总统讲话体现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以及发展中南关系的高度重视，并向旅南同胞和关心支持中南友好的各界人士致以新春祝福和节日问候。

　　陈晓东表示，2022年中南关系取得丰硕成果，彰显“同志加兄弟”特殊情谊，共同引领中南战略政治互信提升到新高度。双方在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中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共同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变革，共同维护非洲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树立了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的典范。

　　陈晓东强调，今年是中南建交25周年。1月1日两国外长互致贺电，庆祝这一历史里程碑时刻。南方已接棒中国担任金砖主席国，将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等一系列重要会议。中方愿同南方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不断增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大相互支持，促进民心人文联通，共同捍卫多边主义和国际公平正义，携手同心，并肩前行，共同谱写中南中非命运共同体新的华彩乐章。

　　莫特兰蒂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成功的发展模式，为世界各国政党树立了可资借鉴的典范。南中互利共赢的友好合作关系既为两国人民、也为世界人民带来福祉；莫采卡表示，全球发展中国家受疫情影响，都处于困境，需要携手创新合作方式，新的一年南非期待继续全面加强同中国合作；马沙巴内表示，南中关系源远流长、历久弥新，期待南中继续加强合作，为中国、南非乃至整个世界创造包容性的未来作出更大贡献。

　　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徐长斌表示，旅南同胞将踔厉奋发新时代，勇毅前行新征程，为推进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国家和中南关系发展添砖加瓦，共襄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共享中华民族复兴荣光。

　　来自南中的艺术团体还为招待会奉献了精彩的文艺演出。演出结束后，来宾们纷纷驻足参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摊位，对茶艺展示、春联书写、服装展示、生肖讲解等内容兴趣盎然，兔年吉祥物、剪纸、折扇等中国特色礼品被领取一空。(完)

钱钟书杨绛印象记******

　　邓国治

　　说真的，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杨绛夫妇。没想到，才得进门，钱老便先申明：“你们作为朋友来访，我这里当然欢迎；若是为的新闻采访，那么，恕不接待。”

　　我只好换掉了身份，从记者变成读者。其实，首先还是读者，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

　　正好杨绛也在家。读过她的《干校六记》，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幽默的印象，待得见面，却是位恬静、温柔的女学者。几十年风尘仆仆，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随即笑说：“一听说记者，我先是吓一跳。后见他们来意甚善，这才没有用‘太极拳’的方式……”“太极拳”者，是指拳中的“推”式——拒而不纳也。

　　钱老说：“我不愿意宣传。我今年70多岁了，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宣传，只能给我帮倒忙。《围城》出版后，报纸上一登，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来信的，向我要书……”

　　《围城》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此后暌违30载，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印数13万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除了国内出版的，和香港有它的“盗印”本外，译成外文的，便有英、俄、日、德等国文字。《围城》影响可谓大矣。

　　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著名的《唐•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都是她翻译的。近年来，开始转向写小说、散文，她诙谐地说：“这两年，眼睛花了，懒得看小字、查字典，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实际上是不务正业！”——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这一“不务正业”，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干校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杨绛小说散文选》。她的文字，情真意真，读来十分亲切；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勒萨日等人的文章。尽管钱老在他为《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里说到“《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干校六记》还是让人想到了《浮生六记》，也想到了《项脊轩志》、《泷冈阡表》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尽管时代不同，内容各别，但一个“真”字却是共同的，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看似身边琐事，细小，甚至是絮絮道来，但由于这一“真”字，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反而像置身其中，与主人翁共同欢乐，共同叹息，共同着急。我喜欢杨绛的文章，我想，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真”字上。

　　“文如其人”，钱老夫妇待人接物，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虽是初次见面，但不大功夫，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很真诚。听说我喜欢书画，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讲给我听。杨绛已逾古稀，比我年长整整一倍，而她对我们说话，就像同朋友一样，真切而随便，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钱老也如是，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指点着给我们看：“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喏，你们看，他这里还责备我，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现在却做不到了。他说这很让他失望……”

　　其实，这是错怪了钱老。人的精力、时间毕竟有限，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助手，而近年来会议、头衔的有增无减，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什么“吴敬梓研究会”、“水浒研究会”，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他说：“现在我什么‘会’也不想参加，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写一点东西。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我也不想去，都婉谢了……”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考察”风，和争头衔、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我感到，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

　　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精通多门外语——他只是自谦地说：“那时要考学位，除主攻一门外文外，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而其实，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尤为难得的是，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管锥编》，就是他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这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德、法、意、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不论是纵是横，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

　　而钱钟书先生，除了融汇古今，博通中外，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杨绛，则与其说是贤内助，不如说首先是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伴侣。

　　因为是“印象”，因为钱、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所以，我只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而且，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但，心里有些印象，不写总觉得不舒坦——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姑存于此，且待骂声。

　　(1982年7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